摘要：不行的原因就是上述列举的那些，科技没看到大的变化，人口开始恶化，利率水平也不有利。 ...

即使过去我们在基础设施上投资相对多，但是过去做的基础设施一般是外部的连接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投资，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还有飞机场。

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其他的质量指标都得不到保障。最近几年，我觉得刺激政策，特别是2008年搞了四万亿的刺激之后，名声有点不太好，把改革和刺激对立起来，我们搞改革不能搞刺激，其实刺激在经济学里面是一个中性词，如果下滑过快时该刺激还是要刺激，但是一定要明确，这种刺激是为了不让下滑过快，让转型比较平稳，它改变不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大的趋势，结构性的调整方向改不了，也不能够解决很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有些人呼吁要降准降息，中国即使出现了一定的通缩，和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是有根本性区别的。现在房地产也差不多了，主要是基础设施方面的，现在的问题是得改革，要提高投资的效率，不能像过去那样乱投资，特别是无效的、浪费的投资，关键是投资要提高效率，提高投资的精准程度，这对我们的政府确实是考验。高速增长的盈利模式如果不变的话，或者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不变的话，当增长速度低于7%的时候，大概40%，甚至一半的企业是要亏损的。我们的通缩实际上是高速增长形成过多产能后，面临的相当长时间调整出现的价格下降，如果一定要讲通缩的话，我觉得是非典型的通缩，或者是一种结构性通缩，不是一般西方国家讲的典型的通缩。短期政策充其量是达到短期平衡，这两个问题一定要平衡。

因为是就速度谈速度是讲不清楚的，过去经常讨论7.5好，8%好还是8.5%、9%好，我说肯定9%好，10%好，15%就更好，用不了几年就赶上美国了，实际是不可能的，受增长质量指标的影响。比如美国的企业，GDP增长2-3%，大部分企业是盈利的，日本的企业GDP增长1%，甚至是零，负增长，大部分企业是盈利的，中国经济转型我觉得核心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当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到了7%，甚至将来更低，到了6%的时候，我们多数企业是要能够盈利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卡尔托改进的核心是，如果改革总的收益是正的，是有总收益的，是有改革红利的，可以把一部分改革红利拿来补偿那些在改革中付出成本的群体，使得改革变成大家都有相同的激励、可以容易推进的方式。

在提出以后，也有人会议论说，是不是提出了顶层设计，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呢？其实不是。但是，它的核心在于我们不把某一种特定的模式作为预先的目标。但是，从宏观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一种资源配置关系。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因此改革也有了新的特点，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两者的统一。

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都采纳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们没有接受这个东西，判断改革可行的标志就是三个有利于，因此按照这个道理，可以选择不同的推进方式，最后取得成功。过去的资源配置很简单，当劳动力从第一产业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到二产、三产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个体就获益，就能赚钱，叫无工不富。

在替代的过程中，如果有产业政策的倾斜，再加上补贴，加上各种优惠，使得企业的资本成本被人为压低了，企业就会过多地使用资本来替代劳动，而这个时候并不是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其实是提高了资本劳动比，它的结果是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同时，因为潜在增长率降了，所以我们要有新的平常心，可以接受慢一些的速度。即使接受慢一些的速度，我们也做了预测，按照现在预测到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计算，其实只要加上应该获得的改革红利，未来2020年在2010年的基础上，按照不变价，国民生产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程是一个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第三，农民工有了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社会保障，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正常消费，平衡我们的需求结构，更有利于我们转向内需和消费需求的宏观经济格局。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在哪儿？红利在哪儿？总的来说，我把它概括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核心就是说，在很长时间的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最有生产力的这部分，是不断增长的，而人口的抚养比，负担逐渐下降。什么时候最容易发生资本报酬递减呢？就是发生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就是企业要用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时候。

如果认识到这一点，能够找出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方法，从而使未来的实际增长速度更快一些，通过改革得到的增长率的百分点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生产率进步快，如果有更好的竞争力，企业就能发展壮大，就能把别人的资源拿来为我所用。

由无工不富到现在富了，企业会发现横向有很多其他部门的收益率更高，于是不断寻找新的机会。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了，因此劳动力短缺了，人力资本不足了，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

因此，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你付了成本，但是改革的好处你能不能得到？这就有了分歧。因此，顶层设计需要把这种改革红利预先支付给那些付出成本的单位，同时也和他们分担改革的成本，这样就使改革容易推进。这些低垂的果子，会慢慢地越来越少。这时候，你把资源配置到那些领域中，又是一种资源重新配置，也带来效率的提高。因此，这项改革可以一石三鸟，立竿见影，带来人口红利，我们的测算是，可以给中国GDP增速带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直接提升，因此改革红利是巨大的。而全要素生产率从何而来？微观上每个企业都有自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办法，应用新的技术，或组合各种不同的技术。

它成功在哪儿？我们改革可能从各个局部都推进了。也许，靠着补贴、靠着优惠政策、宽松政策，可以维持企业的发展，而一旦回归市场，企业就会发现竞争力一点也没有提高，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一个僵尸企业

林毅夫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里，提出在经济下滑时，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林毅夫觉得这个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林毅夫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不是这样呢？ 拿印度来对比。

这就代表印度在过去这36年里，每年的增长速度比我国低将近4个百分点。这样做实际上环境污染、民众受霾的时间就越长。欧洲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3%的增长，他们的环境恶化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拉动消费，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这跟以天然气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社会来比，污染更大。投资产业升级、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改善、城镇化等领域，不会导致过剩产能，反而是在补短板 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

还是经济已经非常热了，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第一，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吗？第二，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吗？第三，政府不该在经济下行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吗？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出，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真正要落实起来，需要廓清几个思路性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有一些思路不利于增长。

2009年，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看，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

所以并不是说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能解决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不正确，没有分析我们产能过剩的地方在哪儿。排队和交通拥挤少了，节省交通时间和成本。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经济下滑，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是最好的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不该降息，不该降准，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信贷的风险，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

如果投资降低，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第一，你要问问，为什么2008年、2009年政府积极用财政政策？如果企业有投资积极性，政府就不会去投资，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

加强执法环境会改善一些，但能源结构从以煤炭为主，变成以清洁能源为主，需要一个相当缓慢而且代价很高的发展过程。经济好的时候政府做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火上加油。